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十四五”规划再次提出，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那么，何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能够从先进实践中汲取哪些经验？我国又应如何构建自身的先进产业集群？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新态势 新特点
世界级产业集群是基于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与核心竞争优势形成的、能够引领乃至主导全球产业链的相关企业及组织机构集聚而成的产业网络。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的发展，以及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均导致全球产业链调整加快、产业分工的复杂性增强。全球产业布局的动态调整，深化了各国市场间的分工协作、促进了相互融合，导致世界产业集群出现新态势、新变化。
全球范围配置要素资源。区域或国家产业集群的资源要素配置半径通常是区域或国家范围内，主要目标是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对于世界级产业集群而言，在全球配置要素资源、构建产业链，形成和发展全球价值链，目标是提高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世界级产业集群中，要素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和较强的跨域流动性，尤其是对资本、知识、信息、数据等高端要素的使用，可以推动产品在全世界不同区域完成生产。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经济分工的全球化正在推动产业集群形态发生重要变化，地缘性产业集群逐渐向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与地缘性产业集群更加强调根植性不同，世界级产业集群更加突出集群的开放性、全球性，拓展了产业集群的组织形态。以美国硅谷为例，硅谷的成功与其人才密度有密切关系。数据显示，至少有45％的硅谷人口拥有学士学位，远超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同时在硅谷科技和工程领域工作的人员中，超60％并非出生于美国本土。这种要素的全球自发性配置大大提升了硅谷的人才密度，而且也带动了其他要素的配套性集聚，更重要的是促进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链的发展。
系统集成全球产业链。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深化。专业分工的深化不仅体现在产业分工上，而且体现在产品生产环节的分工上，如产品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都是产业链的构成环节，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复杂性不断提升。世界级产业集群不仅注重相关企业的集聚效应，而且关注集聚企业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培育支持集群中核心企业的异质性，引导集群中的核心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向创新链进化，以异质性企业间的竞合替代同质性企业间的竞争。因而世界级产业集群强调产业、产品之间的系统性，通过产业间的补链、延链、强链形成系统，并建立与高端制造业相匹配的现代服务业，为构建世界产业集群提供系统性支撑。
凸显韧性与虚拟性。产业集群韧性主要是指集群抵御技术、市场、资源环境等外部冲击，并从中恢复、再组织、更新发展路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主要表现为集群技术、关系、市场3个维度能够更好适应外界环境变化。
因全球产业链在重构过程中出现了逆全球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导致产业集群的纵向分工趋于缩短和横向分工趋于区域化集聚，以及产业集群发展中出现路径锁定的问题，这将影响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破除“锁定”困境，必须增强世界产业集群韧性。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虚拟产业集群。虚拟产业集群是产业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基础形成的虚拟空间的集聚，具有先天性的全球化属性，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地缘对产业集群形成的边界壁垒，更加有利于要素的跨边界流动和配置，从而形成多层次的聚集效应。
强化集群的创新生态建设。产业集群发展需通过集群内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尤其是头部企业的自主创新实现。以硅谷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硅谷提供了大量智力资源和熟练工人，得益于硅谷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为高科技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和新知识获取提供了良好条件。再如，苹果公司2021年研发投入达到了1100亿元，增速高达15.6%，除美国本土外，苹果公司在中国、日本、欧洲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均有布局，对研发的高度重视使得这些高科技企业具有超强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渐打破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路径锁定。如匹兹堡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就成为美国PG国际产业的中心，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匹兹堡PG国际产业集群逐渐式微。后来，匹兹堡以小规模、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体系为重点发展对象，充分依托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建立了较为成熟的产学研创新模式，使得匹兹堡产业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新兴产业集群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PG国际之都”一跃成为“新兴产业之都”。
·新经验 新认识
笔者经梳理发现，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需要遵循一些规律性认识。
主导产业以区域优势为基础。产业集群理念最早出现便是建立在工业区位论之上，因此，在选择主导产业时，要充分重视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影响。这里的根植性既包括集群内企业的各种联系，也包括区域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正式制度，还包括人文精神、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根植性反映的是集群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和依赖程度，尤其是在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根植性能够加速要素流动和知识的积累与共享，更加有利于集聚，更加有助于差异化竞争特色和优势的形成。从实践来看，不论是德国PG国际产业集群还是意大利皮具产业集群的发展，都体现了根植性与集群发展及集群竞争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当产业集群主导产业与区域优势契合度高时，更加有利于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反之亦然。
以创新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素驱动式发展要向创新驱动式发展转变，即所谓的熊彼特式发展。产业集群的发展动力主要源于创新，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是决定产业集群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创新生态体系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在包括企业、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多重主体在内的创新网络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中得到启示。如以美国为代表，充分利用高校创新资源汇聚优势、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以政府为主导、打造协同创新服务型政府的模式；以韩国为代表，以企业需要为核心、创建高质量市场中介组织的模式等。这些模式为产业集群带来更快更好的知识创新、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也为产业集群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竞争优势。
以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转型升级及核心竞争力的重构中，产业集群同样面临路径依赖，在技术创新、发展战略、政策环境等方面出现锁定效应。能否有效破除锁定效应，打破路径依赖，成为影响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之所以逐渐走向没落，除了产业机构单一外，更重要的是底特律没有很好地解决由路径依赖带来的锁定效应。而曾经的“锈带烟城”匹兹堡能够由“PG国际之都”转型成为“新兴产业之都”，主要原因就在于产业集群的成功转型与新核心竞争力的成功培育。因此，要充分重视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尤其是资源禀赋型或者产业结构单一的产业集群。
注重产业集群与城市群的耦合。城市群为产业集群提供基础设施、要素体系和制度体系，产业集群则促进了城市群的发展和增长极作用的发挥，例如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圣地亚哥—旧金山城市群、东京都市圈等。这些城市群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与发展潜力的区域，与其区域内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密切相关。比如，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有两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即以金融业为引领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和以高端人才为支撑的创意产业集群；圣地亚哥—旧金山城市群主要以高科技产业集群为主，以硅谷为代表；东京都市圈主要以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主。因此，产业集群发展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城市群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空间载体，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新目标 新路径
笔者认为，国家顶层规划提出构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顺应全球经济和产业竞争的战略高点，是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趋势和规律所在，也是我国打造集群竞争力、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志和培育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必然之举。
培育发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明确全球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战略。要培育发展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一是要加快建设高端要素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愿叨艘氐木奂贫稻奂�，在流转机制上实现国内与国际间的协同。二是以全球产业链重构为契机，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导向，努力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领域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集群，引领推动传统资源型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三是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强化资源、技术、装备支撑，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四是以融合化、集群化和生态化为目标，着力培育符合科技与产业革命发展趋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为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提供内生动力。产业集聚区要由以招商引资为主的外延式发展向以培育创新创业生态为主的内涵式发展转变。科技创新是打破产业集群路径锁定的根本出路，要加快培育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推动知识和技术在集群中的扩散；要着手建立完善的创新创业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为企业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以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为依托，为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平台和资源保障。根据已发布的区域重大发展战略规划，长江经济带将打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将培育一批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从实践来看，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与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之间已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城市群是承载世界级产业集群的空间平台，应加快重点城市群建设，针对不同城市群优势确定差异化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同时，通过打通阻碍要素流动与产业发展的壁垒，以区域协同引领产业集群发展，实现世界级产业集群的科学合理布局。
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为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提供保障。实践证明，政府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引导扶持不可或缺。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财政、金融、科技、创新政策，以制度间的协同效应促进政府在世界级产业集群中发挥作用。二是帮助建立企业和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为技术转移和商业开发提供优惠政策，支持有潜力的企业持续稳定投入研发，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三是实现由差异的选择性政策向公平竞争的功能性政策转变。所有知名的全球性产业集群都不仅仅是政策扶持的结果，还是市场化配置资源、开展市场竞争的产物。我国应吸收借鉴美、德、日培育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的“赛马机制”，鼓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提升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如企业竞争中的胜出者获得风险资本的青睐，区域竞争中胜出的企业可以获得政府的项目资助，以此培育出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杨志强 何立胜（作者杨志强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讲师、博士，何立胜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
